面對多爾袞來函的軟硬兼施，史可法則逐點還擊，不讓對方混淆視聽，以傷志士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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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史可法在揚州的堅守，信中的堅拒， 正應了文天祥〈正氣歌〉中的一句「時窮節乃現」。 |
史氏先就大義名分駁多爾袞，以證漢人實有義理。一駁其南人不發兵抵抗闖賊之指控，言及李自成破北京後（「三月十九日之事」），他於其時「待罪南樞」，「師次淮上」，惜途上驚聞崇禎帝之死訊。南方百姓聞惡耗後極傷心，「無不拊膺切齒，欲悉東南之甲，立翦凶讎」。二駁其「春秋之義」之說，南人之君名不正言不順，史氏釋經義，指此說只適用於「列國君薨」（即指諸侯國）之時，不適用於「天下共主」之況，因皇帝一死，中原紛亂，必須要有新任皇帝「維繫人心，號昭忠義」，再引漢光武帝、漢昭烈帝、晉元帝、宋高宗等史例論證。故來鴻謂「金陵有自立者」，並無問題。兼之承位之人，為「神宗之孫，光宗猶子，而大行皇帝之兄（即朱由嵩）也」，故「名正言順，天與人歸」，臨南京時，「萬姓夾道歡呼」，足證人心背向。
再駁多爾袞「感恩不報」之說。此處特別一提，多爾袞一書，言及吳三桂時是配以平西王稱號，即屬大清之人，故吳三桂放清兵入關破李自成，大清佔領北京便來得名正言順；史可法深知多爾袞在玩文字遊戲，故稱吳三桂時是配「我大將軍」，特別強調吳氏是「借兵貴國，破走逆賊」，入城後「罷薙髮之令，示不忘本朝」，撇除二者關係，將破闖賊一事歸回屬明朝之事，大清發兵一舉，則純是道義相助。故史可法回應多爾袞，南人對清兵之義舉相感恩載德，譽之為「振古鑠今」，所以「凡為大明臣子，無不長跽北向，頂禮加額」，更於其後「薄治筐筐，遣使犒師」，這些舉動還不是「感恩」嗎？
接續上一駁，史可法連消帶打，順著這思路駁多爾袞：你們既是義舉，怎能佔我朝土地？越是捧高其「義」，跌下時則越痛，此為之「捧殺」。故史氏多番讚揚清軍，言其「今痛心本朝之難，驅除亂逆，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」，「篤念世好，兵以義動，萬代瞻仰，在此一舉」。若有人不熟歷史，讀文至此，可能還會以為明清二國實是金石之交！捧得這樣高，史氏筆鋒一轉：「若乃乘我蒙難，棄好崇讎，規此幅員，為德不卒，是以義始而以利終，為賊人所竊笑也」，還要結尾多加一句：你們又怎會如此做，對不對（「貴國豈其然乎」）？實在絕妙。
最後駁多爾袞言闖賊無干於大清這一點。北京城被清兵所破，李自成殘軍向西而遁，圖謀報復，於明於清，皆已是大仇，故史氏直言「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，抑且貴國除惡未盡之憂」。既是二國共同大仇，故史氏順之提議「堅同仇之誼，全始終之德，合師進討，問罪秦中」，事後明朝定當盡力報答清之義舉。
「情」、「義」之駁已盡，多爾袞之謀已破。尚餘的「利」之誘、「害」之嚇，史氏又如何應對？簡單，一言以蔽之：「忠。」看到史可法剖心的「鞠躬致命，克盡臣節」，聰明的多爾袞便知道，多大的利害也是枉然，毋庸再言。文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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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後記）
閱畢四信，小子對遊說文章有了更深的體會。
行文考慮點，不離「情」、「義」、「利」、「害」四式，但具體操作，才最見說者水平。根據行文者和受文者之身分、關係，二者背後的勢力角力，受信時面臨的景況，本身擁有的籌碼等等，皆需一併考慮，以調整四式的比例。
小子試以廖承志〈致蔣經國書〉為例，「情」用得最多，「義」、「利」次之，「害」用得最少；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則「利」最多，「害」次之，「情」稍弱，「義」則無足道了。
得到越多相關的情報，能綜合各項細節來調整四式行文的，就是遊說高手了。
那麼，是否能掌控四式，在遊說方面，就能無往而不利，達到所想呢？小子慶幸從史可法之信中得著一信息：有些信念是高於「利」、「害」，甚至生死！史可法的「忠」，在廿一世紀的轉化下，不一定是指對君主的，可以是指對某種事、或某種信念，因「忠」，所以想保守它，不容讓它腐敗、消散。例如：小子生活了廿多年的「香港」……
常存盼望。人生中能找到一樣能讓你盡「忠」的事，就是一件幸事了，不斷警惕自己，莫讓「利」、「害」侵蝕自己的心靈，以史可法之事勉勵自己。朋友，共勉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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