戰車代表戰役：晉楚城濮之戰（公元前632年）
介紹完戰車兵，現以春秋早期的城濮之戰來呈現戰車於其時戰場上的主力地位。這場戰役發生在魯僖公二十八年，此前數年重耳回國成為晉文公，及後交好秦穆公，於中原國力漸盛，對有心稱霸中原的楚成王來說是一大威脅，故二國相戰，實無可避免。這場城濮之戰規模比起西周戰役時更大，戰車光晉國已有七百乘，杜注有「五萬二千五百人」，[1]《左傳》雖無記載楚軍數量，但觀乎主帥子玉戰前一句「今日必無晉矣」的自信，[2]楚軍必不少於晉軍，戰車數亦是。故可推斷，這場戰役，兩軍總兵力合共投入超過十萬，戰車超過一千四百乘。
圖四：城濮之戰決戰經過意圖[3]
這場戰役以晉大敗楚軍告終。晉軍勝負的重點在於先以計謀為戰車隊的開展提供了平台，充分發揮車兵強大的衝擊力，擊潰對方。現析論如下：第一階段，晉左軍胥臣「蒙馬以虎皮，先犯陳蔡，陳蔡奔，楚右師潰」。[4]晉下軍披上虎皮的戰車隊，直攻敵右軍（陳、蔡聯軍）。由於敵戰車之馬受嚇失控，軍隊陷入混亂。而胥臣率戰車隊直線向前衝，迎向混亂的敵軍，正發揮出車兵的最大威力，將對方擊潰。
第二階段，晉上軍施計，「狐毛設二旆而退之，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」，[5]假裝撤退成功引誘楚左軍向前追擊。戰車隊奔馳之中，側腹防衛最弱，兼轉動不便。此時，晉中軍「原軫，郤溱，以中軍公族橫擊之」，以最銳之矛攻向無備之腹，楚左軍陷入苦戰，中軍又未有救援。而晉上軍拐了半彎，以前突之勢合中軍夾擊楚左軍，「楚左師潰」自不待言。[6]楚中軍子玉見左右軍已潰，收兵已止，楚國迎來一場大敗仗。
從分析可見，這場戰役重點在於，晉軍能摸透車兵的特點，營造利於戰車發揮的條件，每次攻擊，皆能盡情施展出戰車的最大戰力，車隊間之協同作戰亦見默契；相反，楚軍則各自為戰，以無算迎有算，大敗亦合理。
春秋世車戰興盛之因
除了上文曾提及因馬具未發明，以及青銅器生產力未足，裝備並未普及，故騎兵及步兵的戰鬥力尚未足夠成為戰場上的主力，間接給予車兵發展的空間外，在春秋前期至中期，尚有數種因素讓車兵繼續擔綱主力兵種。
第一，戰役規模及模式變化小。春秋之世，諸侯林立，學者錢穆考證經傳古籍，於春秋早期有國一百七十，「其中百三十九國知其所居，三十一國亡其處。然舉其大者，不過十餘」。[7]由於諸侯國分散，規模未大，每國軍力有限。縱使霸主的齊、晉、秦、楚等大國，國家人口有限，經濟規模亦未足，故藍永蔚總結此時期「車不過千乘，兵不過十萬，戰不過一天」。[8]以在春秋時期爭持激烈，曾發生三次大戰役（其中一場，正是上文所述的城濮之戰）的晉楚二國為例，其第三次對決──鄢陵之戰，按《左傳》所記，也竟只是「旦而戰，見星未已」，[9]不足一天楚軍便戰敗逃循，戰役規模，可見一斑。
而春秋早期，禮樂尚未崩壞時，兩國相爭，尚存「結日定地」之戰爭傳統，以野戰為主。《春秋公羊傳．桓公十年》中何休注：「結日定地，各居一面，鳴鼓而戰，不相詐。」[10]兩國事先約定日子在平原列陣相戰，地理上既配合，又能事先排好陣勢，給戰車有發揮的餘地。這一類事先有規範的戰爭，講求裝備和將兵的勇氣，多於智謀戰略，戰車正合此項特色。
第二，戰車能展現階級（貴族對奴隸）和國威。如上所述，在尚未禮崩樂壞的春秋之世，階級制度尚存，而戰車正正是展露階級制度的軍備。在春秋早期，只有貴族能習六藝（禮、樂、射、禦、書、數），故非貴族者，並沒有能力駕馭戰車及戰鬥，家兵（多是奴隸）只能以車下兵卒的身分參與戰役，上下之別一目了然。裝備也是，在生產力未足之際，同樣道理，只有貴族／官員能配甲備劍，低下階層的步卒多只有簡陋的護具。所以，春秋時，地位低下的步卒是附屬於戰車，執行從屬性的任務，和其社會地位相配。如藍永蔚以晉楚泌之戰為例，歸納出三項任務：(一)緊隨戰車前進攻擊；(二)戰車列陣不動，以步卒作增援；(三)殿後掩護戰車撤退等。[11]
戰車之興盛，便是因經濟（國家規模未足，軍隊數有限）、文化（戰爭傳統、階級制度）和生產（軍備產能不足）的互動之下而成的。時代在前進，三者之元素亦會有所變動，若三者之力量匯合，累積足夠，外部條件成熟後，戰爭的性質亦隨之改變，主力兵種亦自然會隨之演進。
第三回預告：1. 春秋末至戰國世：由戰車過渡至步兵主導
2. 步兵的基本編制－－伍
3. 步兵的基本戰術分隊－－兩
4. 代表戰役：吳楚柏舉之戰（公元前506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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